关于张学良的作文

提起张学良,就不禁让人生出无穷的感叹。一个光明磊落的将军,出于国家民族的大义,为了促使蒋介石抗日,毅然发动了“西安事变”,又亲自送蒋回到南京,从此却过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囚禁生活。造化怎么会如此捉弄人呀!

尽管张学良受尽了屈辱,但对造成自己悲剧的蒋介石并没有过多的怨言,在一些重大历史责任上也没有诿过于蒋介石,而是一直勇敢地坦承个人责任,其诚实的品质世所罕见。

众所周知,东北是在“九一八”事变时让张学良不抵抗弄丢的。张学良当时为什么不抵抗呢?各种公开的说法是张学良执行的是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老蒋当时实行的是“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正忙着对付共产党和红军,似乎下这个不抵抗命令就成了自然之事。就连历史教材上也这么说。经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2026年审查通过的高中历史教材《中国近代现代史(下册)》,说到“九一八”事变时是这样写的,“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炸毁南满铁路柳条湖段轨道,反诬中国军队破坏,炮轰东北军驻地,攻占沈阳,制造了‘九一八’事变。蒋介石密电张学良:‘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可也。’20万东北军执行蒋介石不抵抗命令,不战自退。不到半年,东北三省全部落入日军之手。”中国人就在这样的教育当中,抒发着对蒋介石不抵抗的痛恨之情。

然而,历史老人同我们开了一个玩笑,“九一八”事变的真相绝非如此。事变的真相是由张学良自己揭开的。

首先有张学良的日记为证。1945年8月,抗战胜利。东北父老对张学良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使张很感动。次年1月3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早晨躺在床上没起来,胡思乱想,想到东北的人们对于我个人的问题,这不单是感情的问题了,真叫我惭愧无地,难过的了不得。说起抗战阶段,我是毫无贡献。当年在东北时,以前是承老人的余润,后来我不过执政三年,不但对地方没有造福,因为我一意的拥护中央,依赖中央,才有了中东路问题,对俄盲目的战事。九一八的事变,判断的错误,应付的错误,致成“不抵抗”,而使东北同胞水深火热十四年,今天他们反而对我如此的热诚,这可真叫我太难过了!张学良的这一段日记说得再明白不过了,“九一八”事变是由于他在战略战术上的一错再错,才导致最后的“不抵抗”。

其次,张学良在多种场合谈到事变的真相,蒋介石当时并未给他下不抵抗命令。1990年,张学良接受唐德刚访谈时曾“郑重声明”,“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他说:我现在就给你讲这个不抵抗的事情。当时,因为奉天与日本的关系很紧张,发生了中村事件等好几个事情。那时我就有了关于日本方面的情报,说日本要来挑衅,想借着挑衅来扩大双方的矛盾。明白吗?我已经有了这样的情报。所以,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它,躲开它。当唐德刚谈到“我们听了五十多年了,都是这个说法呢,都说是蒋公给你的指令呢。”至此,张学良连连表示:“不是,不是,不是的。”“这事不该政府的事,也不该蒋公的事。”

1991年5月28日,张学良在纽约接受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等人访谈时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指令,与蒋介石无关。(《报刊文摘》2026年4月25日)

在“九一八”事变这件事上,中国人竟然骂了蒋介石七十多年,说蒋介石冤深似海,一点也不为过。如果不是张学良主动澄清事实真相,这个黑锅蒋介石还得一直背下去。因不抵抗而失去东北三省,张学良的过失当然是大的。但如果少帅不自己说出这段尘封的历史,他的过失谁又能知道呢?况且少帅一经发动“西安事变”,已经成了国人心目中的大英雄,他何苦要自损光辉形象呢?要照我们这些凡夫俗子的想法,少帅起码有两条路可走。一,保持沉默,闭口不谈这件事情;二,如果实在要谈的话,可以打擦边球,把一切都推到蒋介石身上,这样既可使自己落一个高扬时代主旋律旗帜的美名,又可大大出一口胸中的恶气,否则,这几十年岂不是白失去了自由。反正,蒋家父子已死,国民党已是日落西山,谁还能奈何张少帅啊!

有这种想法的人应当不是少数。君不见,“_”过去已经三十多年了,至今罕见有诚实之人能为自己当年的罪孽承担责任。那些英雄好汉们,要么对当年之事讳莫如深,要么就摆出一付自己也是受害者的苦大仇深样,把责任都推到了伟大领袖的失误、_的阴险狡诈、“四人帮”的为非作歹上。他们如果处在张学良的位置上,早就随波逐流把责任推到了蒋介石身上,一些历史真相宁愿随他们的身体一起烂死,也绝不愿告诉世人。在他们这儿,历史只好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不,是娼妓——了。

值得欣慰的是,张学良并没有去打死老虎,而是勇敢地把“九一八”事变的真相告诉了世人,毅然担当起了属于自己的那份责任,即使为此可能受到世人的非议也在所不惜。因为他的人生准则是,“出处每怀心耿耿,是非谁较论悠悠”(明于谦《遣怀》),无论是进是退,张学良始终都怀着一颗赤诚之心,不会太在乎别人的说长道短。这样的赤诚之心,这样的诚实品格,放眼世界,又能找出几个人呢!

1936年12月，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率部发动的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是我国历的一件大事。它对于促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重要的作用。

当时在西北地区，以西安为中心的国民党军队的主要力量有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率领的第十七路军，这两支军队均非蒋介石嫡系，屡受排挤，对此，他们极为不满，尤其是东北军，过去盲目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弃守东北，遭到国人唾弃，后又被命“剿共”蒙受重大损失，全军上下深感“剿共”没有出路，强烈要求抗日，收复东北国土。在瓦窑堡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通过种种渠道，大力开展对这两支军队的工作，坚定了张、杨联共抗日的决心，从而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首先在西北地区取得胜利。

张学良自从在西北地区实行联共抗日之后，曾多次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都被拒绝。蒋介石调集嫡系军队约30个师准备从河南开入陕甘参加“剿共”。之后，蒋又于1936年12月初到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把军队全部开赴陕北“剿共”前线。12月12日凌晨，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协同行动，扣留了蒋介石，并囚禁了陈诚、卫立煌等国民党军政大员，随即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抗日主张。

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如何对待事变的问题上，南京当权势力中出现了两种对立的主张。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代表的亲日派竭力策动“讨伐”，轰炸西安，企图取代蒋介石的统治地位；而亲英美派的蒋介石亲属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等则不顾何应钦的反对，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营救蒋介石而积极努力。

中共中央在对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进行正确分析之后，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引起的问题，反对新的内战；同时中共中央还主张用一切方式联合南京的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

南京方面在弄清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并不想加害蒋介石，而希望和平解决此次事变的态度后，于22日派宋子文、宋美龄到西安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也参加了谈判。他遵照中央的有关指示，在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商讨并进行同南京方面的谈判中，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经过两天的商谈，宋美龄等人作出“停止剿共”、“三个月后抗日发动”等项。12月24日晚，周恩来会见蒋介石，当面向蒋介石说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策。蒋介石表示同意谈判议定的六项条件，允诺“只要我存在一日，中国决不再发生反共内战”。

25日下午，张学良决定释放蒋介石，并亲自陪同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回南京。一到南京，蒋介石立刻扣留张学良。消息传出后，西安出现动荡不安的局势，东北军中坚决主张联共抗日的王以哲军长被东北军中一部分过激分子杀害，内战危险重新出现。周恩来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坚定而细致地进行工作，巩固了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团结，基本上保持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伟大成果。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各种社会政治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内战在事实上大体停止下来了，国共关系得到迅速发展，从而开始了国内和平的新时期；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世间事多有稀奇古怪者，重名的人很多，生活轨迹相交的重名者也很多，但是，生活轨迹相交却必须拼个你死我活的重名者就比较稀少。民国年间，有这么起重名事件，发生在了鼎鼎大名的张学良身上。

1934年，张学良从海外归来。34岁的他被任命为“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当时蒋介石是总司令，被称为“剿总”，而张学良实际上代理了总司令的职务。这是针对中国共产党进行的一次“围剿”，而我党也开始了英勇的“反围剿”斗争。然而，张学良在担任副总司令期间，却也剿灭了不少真正的土匪。

在他上任不久，有天，突然接到一份部下送来的呈报。张学良一看，这心里的火就直往上冒。呈报里边说，皖豫交界处有支土匪队伍，活动异常猖獗，他们为非作歹，在附近村子里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激起了当地百姓的公愤。更凑巧的是，这土匪头子名叫张学良，竟然和他大名鼎鼎的张作霖得意公子同名。居然有个土匪头子和自己重名，真是辱没了“学良”这俩字！这怎能不叫少帅张学良气愤不平！

少帅张学良马上命人调查这个土匪张学良，看其是什么来历。原来，土匪张学良是安徽阜阳人，恰恰比少帅张学良小7岁。这人的来历也不简单，也曾是功勋人家出身，他父亲为北洋军军官，后来竟然成了土匪。而这位学良打小就非常勇猛，和他老爹一个性子，甚至比老爹还剽悍。虽生下来就是土匪，可土匪爹却不让儿子做自己这行，于是这位生在土匪窝的16岁少年就参加了北洋军，因为作战勇敢颇受赏识，也是战功赫赫，不久升了营长。

很快，军阀混战的时代来临，土匪张学良失去了靠山，于是打道回府，子承父业，干起了土匪的勾当。那时候，少帅张学良正是声名鹊起之时，土匪张学良也听说了这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他为这同名的事情颇感得意。等到听说和自己同名的张学良担任了副总司令，他就更加肆无忌惮起来，自封为司令，危害百姓的营生越做越猖獗，他甚至假借着“张学良”的名号令四方。比如在1933年8月，土匪张学良就率领着数千匪徒在皖豫之间大肆抢掠财物，仅在太和县就杀了有80多人。

土匪张学良的事报上来后，少帅张学良一声令下，士兵出动，将土匪张学良打得连连后退，其势力也越来越弱，终于只剩了他老巢那一小片。1934年11月，土匪张学良在阜阳南乡徐园子被抓获。当抓获匪首的文件到达少帅张学良的案头时，下级问他该怎么处理。少帅张学良连眉头都没皱一下，立刻提起红笔在文件“张学良”的“良”字旁加了一个反犬旁，并且画了红叉。于是，“良”变成了“狼”，得名为张学狼的匪首被迅速正法了。

提起张学良，就不禁让人生出无穷的感叹。一个光明磊落的将军，出于国家民族的大义，为了促使蒋介石抗日，毅然发动了“西安事变”，又亲自送蒋回到南京，从此却过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囚禁生活。造化怎么会如此捉弄人呀！

尽管张学良受尽了屈辱，但对造成自己悲剧的蒋介石并没有过多的怨言，在一些重大历史责任上也没有诿过于蒋介石，而是一直勇敢地坦承个人责任，其诚实的品质世所罕见。

众所周知，东北是在“九一八”事变时让张学良不抵抗弄丢的。张学良当时为什么不抵抗呢？各种公开的说法是张学良执行的是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老蒋当时实行的是“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正忙着对付共产党和红军，似乎下这个不抵抗命令就成了自然之事。就连历史教材上也这么说。经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2026年审查通过的高中历史教材《中国近代现代史（下册）》，说到“九一八”事变时是这样写的，“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炸毁南满铁路柳条湖段轨道，反诬中国军队破坏，炮轰东北军驻地，攻占沈阳，制造了‘九一八’事变。蒋介石密电张学良：‘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可也。’20万东北军执行蒋介石不抵抗命令，不战自退。不到半年，东北三省全部落入日军之手。”中国人就在这样的教育当中，抒发着对蒋介石不抵抗的痛恨之情。

然而，历史老人同我们开了一个玩笑，“九一八”事变的真相绝非如此。事变的真相是由张学良自己揭开的。

?首先有张学良的日记为证。1945年8月，抗战胜利。东北父老对张学良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使张很感动。次年1月3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早晨躺在床上没起来，胡思乱想，想到东北的人们对于我个人的问题，这不单是感情的问题了，真叫我惭愧无地，难过的了不得。说起抗战阶段，我是毫无贡献。当年在东北时，以前是承老人的余润，后来我不过执政三年，不但对地方没有造福，因为我一意的拥护中央，依赖中央，才有了中东路问题，对俄盲目的战事。九一八的事变，判断的错误，应付的错误，致成“不抵抗”，而使东北同胞水深火热十四年，今天他们反而对我如此的热诚，这可真叫我太难过了！张学良的这一段日记说得再明白不过了，“九一八”事变是由于他在战略战术上的一错再错，才导致最后的“不抵抗”。

?其次，张学良在多种场合谈到事变的真相，蒋介石当时并未给他下不抵抗命令。1990年，张学良接受唐德刚访谈时曾“郑重声明”，“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他说：我现在就给你讲这个不抵抗的事情。当时，因为奉天与日本的关系很紧张，发生了中村事件等好几个事情。那时我就有了关于日本方面的情报，说日本要来挑衅，想借着挑衅来扩大双方的矛盾。明白吗？我已经有了这样的情报。所以，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它，躲开它。当唐德刚谈到“我们听了五十多年了，都是这个说法呢，都说是蒋公给你的指令呢。”至此，张学良连连表示：“不是，不是，不是的。”“这事不该政府的事，也不该蒋公的事。”

?1991年5月28日，张学良在纽约接受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等人访谈时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指令，与蒋介石无关。（《报刊文摘》2026年4月25日）

在“九一八”事变这件事上，中国人竟然骂了蒋介石七十多年，说蒋介石冤深似海，一点也不为过。如果不是张学良主动澄清事实真相，这个黑锅蒋介石还得一直背下去。因不抵抗而失去东北三省，张学良的过失当然是大的。但如果少帅不自己说出这段尘封的历史，他的过失谁又能知道呢？况且少帅一经发动“西安事变”，已经成了国人心目中的大英雄，他何苦要自损光辉形象呢？要照我们这些凡夫俗子的想法，少帅起码有两条路可走。一，保持沉默，闭口不谈这件事情；二，如果实在要谈的话，可以打擦边球，把一切都推到蒋介石身上，这样既可使自己落一个高扬时代主旋律旗帜的美名，又可大大出一口胸中的恶气，否则，这几十年岂不是白失去了自由。反正，蒋家父子已死，国民党已是日落西山，谁还能奈何张少帅啊！

有这种想法的人应当不是少数。君不见，“_”过去已经三十多年了，至今罕见有诚实之人能为自己当年的罪孽承担责任。那些英雄好汉们，要么对当年之事讳莫如深，要么就摆出一付自己也是受害者的苦大仇深样，把责任都推到了伟大领袖的失误、_的阴险狡诈、“四人帮”的为非作歹上。他们如果处在张学良的位置上，早就随波逐流把责任推到了蒋介石身上，一些历史真相宁愿随他们的身体一起烂死，也绝不愿告诉世人。在他们这儿，历史只好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不，是娼妓——了。

九一八事变简介：

九一八事变(又作沈阳事变、奉天事变、盛京事变、满州事变、柳条湖事变等。)，指1931年9月18日在中国东北爆发的一次军事冲突和政治事件。冲突双方是中国东北军和日本关东军，日军以中国军队炸毁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为借口而占领沈阳。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与中国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而在日本国内，主战的日军军部地位上升，__大臣权力下降，导致日本走上全面侵华的道路。这次事件爆发后的几年时间内，东北三省全部被日本关东军占领，被中华民国政府视为国耻日

九一八事变历史背景：

根据以往的条约，日本拥有东北境内的南满铁路，和铁路沿线的驻军权。为扩大利益，日本积极主张老师设铁路支线。初期张作霖为获得日本人贷款，同意日本修建了一些支线。后来迫于民意压力，张作霖计划自行修建铁路，打破日本的垄断。

1928年6月皇姑屯事件，张作霖被刺杀后，其子张学良继续其父的方针，引起日本的不满。同年12月12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服从南京国民政府。1929年3月26日，中国国民党东北党部在奉天成立，并主张收回旅顺大连租界与南满铁路。

1929年底，张学良的东北军为了从苏联手中收回位于中国东北的中东铁路与苏联红军爆发武装冲突，即中东路事件。东北军大败。事后，中苏关系彻底断绝。

1930年5月，关内爆发中原大战，张学良于9月率领东北军主力出山海关关外，支持蒋介石中央军，获胜后领兵常驻燕京、天津，关外防备空虚。1931年7月东北发生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张学良指示东北军保持克制，避免与日军冲突。

对于中国人来说,八年抗日战争,从来就不是一个陌生的话题.而提起抗战,就不得不使人们想起西安事变,想起张学良将军.在浙江省档案馆的珍藏中,有他写给部下何柱国的两封信.阅后沉思,感怀良久.张学良是20世纪中国最富传奇色彩的人物,西安事变是他短暂政治生涯中尚的一刻.他用非常手段和自我牺牲精神促成了国共两党的政治和解,为发动抗战作好了铺垫。1934年1月，张学良奉召回国，接受蒋介石任命的豫鄂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蒋为总司令)，代行总司令之职。此时蒋介石对江西反人民的“围剿”正节节失利，湖北大别山徐海东指挥的红25军，已逼近武汉，蒋介石正为此事发愁。张学良任“剿匪”副司令后，调东北军南下参加“剿共”。3月，成立武昌行营。张学良召集东北军将领到武昌开会，商量东北军南调与训练问题。南调的部队有王以哲的67军和何柱国的57军及刘多荃的105师。57军调到鄂东之孝感、宋埠、黄安、麻城及皖西一带，军部设在宋埠，下辖111师、108师、109师、120师、112师、115师。这样，一支抗日部队被蒋介石驱使走上“围剿”红军的歧途。

何柱国追随张学良“剿共”，吃了不少苦头。1934年4月，红25军在豫南光山县沙窝地区袭击何柱国部第109师两个营，毙伤200余人，俘52人，缴获机枪10挺、步枪100余支，给东北军首次打击。7月，徐海东率红25军又打垮了57军115师两个团。东北军过去没有和红军打过仗，经过这次接触，使何柱国对红军有了新的认识。

张学良下野赴欧洲考察回国后，眼界开阔了，思想也发生了变化，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不可避免，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也不可避免。因此，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全国抗日战争的准备上，对东北骑兵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东北军共有7个骑兵师，1935年6月，张学良将原有的7个骑兵师及蒋介石调来的中央骑兵组建成骑兵军，任何柱国为骑兵军军长，下辖骑兵第3师、第4师、第6师、第7师、第10师。同年9月，归入西北“剿总”序列。在任命何柱国为骑兵军军长时，张学良对何语重心长地说：“你不干，中央一定另派人，这样我们就少了一个军，白送一个军给他(指蒋介石)。”可见，他们相知极深。从此，骑兵军成为张学良的主力部队。

1935年9月17日，___等率领中央红军突破了腊子口天险，到达了哈达铺；部队稍事休息，继续向陇东高原挺进，直奔陕北与陕北红军会师。

与此同时，徐海东等率领的红25军，冲破了国民党军队的层层堵截与追击，于9月初，在永坪镇与刘志丹率领的陕北红26军等部胜利会师。中央红军即将入陕，红25军已与陕北红军会合。蒋介石认为，这是消灭红军的大好时机。为了集中指挥国民党军队“围剿”红军，国民政府于10月1日正式任命蒋为西北“剿匪”总司令，张学良为副总司令、代总司令。张学良调东北军入陕，堵击经过长征即将入陕中央红军。何柱国的骑兵军亦奉调入陕。何不愿意替蒋打红军，分批调骑兵军入陕，拖延半年时间，才将骑兵军全部开抵咸阳。这时，红军已到达陕北。同年冬，红一方面军北上，在陇南俘获东北军骑兵军6师16团全部人马及武器，随即全部交还，这使何柱国深为感动。当时红军把争取东北军作为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重点，以政治争取为主。在六盘山附近，多次对何柱国的骑兵第6师进行战场喊话，半夜里到该师营地附近唱《松花江上》等救亡歌曲，甚至发展到战场联欢，双方暗地里签了停战协定。

1936年1月，___、彭德怀等20名红军将领联名给东北军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情真意切地指出，只有抗日反蒋才是东北军的出路，说出了东北军将士的心里话，在东北军广大士兵和高级将领中反响很大。1936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队西征进入宁夏，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抗日。当时骑兵军的3个师分驻在固原、海原及同心城，红军插入其间，彭德怀写信给何柱国军长，说明抗日救国的大道理，要他让出海原、同心城，全部撤出固原城及其以南，不要扰乱红军抗日先锋队接援二、四方面军北上抗日。在他的军队移动时，红军给予方便，决不进攻。何柱国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消除疑虑，与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朱瑞谈判，为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让开了道路。同年10月，李守信、王瑛及德王在日军的唆使下，率伪蒙军大肆进攻绥远，傅作义率军进行抵抗。11月，百灵庙战役打响。何柱国坚决执行张学良的援绥决定，派骑7师开赴绥远，接受傅作义将军的指挥；又派骑6师归东北挺进军司令马占山指挥，出兵绥远。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事变”前后，何柱国一直跟随着张学良，参加了“西安事变”，并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主张，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做出了贡献。

1936年10月29日是蒋介石的生日，蒋以“避寿”为名，飞赴洛阳。何柱国陪同张学良去洛阳为蒋祝寿，乘此机会向蒋进言：“剿共”是不得人心的，劝其联共抗日。张学良问蒋介石：“中国前途归宿如何?”蒋答：“是社会主义，但不是共产党的社会主义。”第二天，何陪张去洛阳军分校听蒋对该校学员训话，蒋在讲话中借题发挥，不指名地骂张学良：勾结日本者是汉_，勾结共产党者亦是汉_。张听后神情紧张，亲驾飞机，飞回西安。在飞机上，张对何说：“我现在干什么，我太太也无从知道。”

张学良返回西安后只谈整编东北军之事，不谈剿共之事，并让何尽快将东北军改编方案及编制表完成交给他。“事变”发生的当天上午，张学良、杨虎城等19名国民党高级将领署名的《对时局通电》，提出了着名的八大救国主张。何柱国是19位签名者之一。14日，张、杨宣布撤销“西北剿总”，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军事上组成了参谋团，何柱国任参谋团主任，任务是根据张、杨的指示研究处理一切军事问题。由于张学良、杨虎城等的努力和中共代表周恩来等的多方工作，“西安事变”终于和平解决。

12月25日，张学良亲送蒋介石回南京，蒋介石背信弃义，扣留张学良，并进行了军事审判。

张学良被扣后，1937年1月5日，杨虎城、于学忠、何柱国等联名通电全国，泣血陈辞，要求蒋氏恪守诺言，释放张学良。蒋介石不予理睬。1月13日，蒋提出甲、乙两个方案，要求西安方面择一而行。此时，在如何营救张学良的问题上，东北军高级将领中产生了主战和主和两派意见。1937年1月31日晚，67军军长王以哲召开了西北军、东北军和红军三位一体的高级干部会议，决定做好工作，准备撤兵。主战的少壮派军官认为这是对东北军和张学良的背叛，决心除掉王以哲和何柱国两位军长。

2月2日晨，少壮派杀害了王以哲，何柱国闻讯躲到杨虎城总部才幸免于难。在调解东北军的分歧中，何柱国多次到三原面见周恩来，从此二人结下了很深的情谊。蒋介石回到南京后就_了原来同意的条款，派陈诚、顾祝同率军进驻潼关。何柱国凭借与顾祝同的同学关系，奔走于南京、开封、西安之间，与之多方交涉，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的善后问题，使东北军没有再受更大的损失。2月14日，何柱国代表东北军到南京会见蒋介石，又到溪口见了张学良，商定东北军东调。4月，蒋介石任命何柱国为西安行营副主任，辅佐顾祝同。同月，国民党行政院决定成立豫皖苏军事整理委员会，刘峙为主任，王树常、于学忠、何柱国等为委员，整编刚刚进入豫皖苏的东北军。6月，东北军整编完毕，何柱国任骑兵第2军军长，统率骑兵第3、4、6师。此时已是卢沟桥事变的前夜了。这就是张学良与何柱国将军。

九一八事变简介

九一八事变（又作沈阳事变、奉天事变、盛京事变、满州事变、柳条湖事变等。），指1931年9月18日在中国东北爆发的一次军事冲突和政治事件。冲突双方是中国东北军和日本关东军，日军以中国军队炸毁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为借口而占领沈阳。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与中国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而在日本国内，主战的日军军部地位上升，__大臣权力下降，导致日本走上全面侵华的道路。这次事件爆发后的几年时间内，东北三省全部被日本关东军占领，被中华民国政府视为国耻日

九一八事变历史背景：

根据以往的条约，日本拥有东北境内的南满铁路，和铁路沿线的驻军权。为扩大利益，日本积极主张老师设铁路支线。初期张作霖为获得日本人贷款，同意日本修建了一些支线。后来迫于民意压力，张作霖计划自行修建铁路，打破日本的垄断。

1928年6月皇姑屯事件，张作霖被刺杀后，其子张学良继续其父的方针，引起日本的不满。同年12月12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服从南京国民政府。1929年3月26日，中国国民党东北党部在奉天成立，并主张收回旅顺大连租界与南满铁路。

1929年底，张学良的东北军为了从苏联手中收回位于中国东北的中东铁路与苏联红军爆发武装冲突，即中东路事件。东北军大败。事后，中苏关系彻底断绝〔2〕。

1930年5月，关内爆发中原大战，张学良于9月率领东北军主力出山海关关外，支持蒋介石中央军，获胜后领兵常驻燕京、天津，关外防备空虚。1931年7月东北发生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张学良指示东北军保持克制，避免与日军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