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安事变的作文

提起张学良,就不禁让人生出无穷的感叹。一个光明磊落的将军,出于国家民族的大义,为了促使蒋介石抗日,毅然发动了“西安事变”,又亲自送蒋回到南京,从此却过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囚禁生活。造化怎么会如此捉弄人呀!

尽管张学良受尽了屈辱,但对造成自己悲剧的蒋介石并没有过多的怨言,在一些重大历史责任上也没有诿过于蒋介石,而是一直勇敢地坦承个人责任,其诚实的品质世所罕见。

众所周知,东北是在“九一八”事变时让张学良不抵抗弄丢的。张学良当时为什么不抵抗呢?各种公开的说法是张学良执行的是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老蒋当时实行的是“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正忙着对付共产党和红军,似乎下这个不抵抗命令就成了自然之事。就连历史教材上也这么说。经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2026年审查通过的高中历史教材《中国近代现代史(下册)》,说到“九一八”事变时是这样写的,“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炸毁南满铁路柳条湖段轨道,反诬中国军队破坏,炮轰东北军驻地,攻占沈阳,制造了‘九一八’事变。蒋介石密电张学良:‘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可也。’20万东北军执行蒋介石不抵抗命令,不战自退。不到半年,东北三省全部落入日军之手。”中国人就在这样的教育当中,抒发着对蒋介石不抵抗的痛恨之情。

然而,历史老人同我们开了一个玩笑,“九一八”事变的真相绝非如此。事变的真相是由张学良自己揭开的。

首先有张学良的日记为证。1945年8月,抗战胜利。东北父老对张学良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使张很感动。次年1月3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早晨躺在床上没起来,胡思乱想,想到东北的人们对于我个人的问题,这不单是感情的问题了,真叫我惭愧无地,难过的了不得。说起抗战阶段,我是毫无贡献。当年在东北时,以前是承老人的余润,后来我不过执政三年,不但对地方没有造福,因为我一意的拥护中央,依赖中央,才有了中东路问题,对俄盲目的战事。九一八的事变,判断的错误,应付的错误,致成“不抵抗”,而使东北同胞水深火热十四年,今天他们反而对我如此的热诚,这可真叫我太难过了!张学良的这一段日记说得再明白不过了,“九一八”事变是由于他在战略战术上的一错再错,才导致最后的“不抵抗”。

其次,张学良在多种场合谈到事变的真相,蒋介石当时并未给他下不抵抗命令。1990年,张学良接受唐德刚访谈时曾“郑重声明”,“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他说:我现在就给你讲这个不抵抗的事情。当时,因为奉天与日本的关系很紧张,发生了中村事件等好几个事情。那时我就有了关于日本方面的情报,说日本要来挑衅,想借着挑衅来扩大双方的矛盾。明白吗?我已经有了这样的情报。所以,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它,躲开它。当唐德刚谈到“我们听了五十多年了,都是这个说法呢,都说是蒋公给你的指令呢。”至此,张学良连连表示:“不是,不是,不是的。”“这事不该政府的事,也不该蒋公的事。”

1991年5月28日,张学良在纽约接受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等人访谈时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指令,与蒋介石无关。(《报刊文摘》2026年4月25日)

在“九一八”事变这件事上,中国人竟然骂了蒋介石七十多年,说蒋介石冤深似海,一点也不为过。如果不是张学良主动澄清事实真相,这个黑锅蒋介石还得一直背下去。因不抵抗而失去东北三省,张学良的过失当然是大的。但如果少帅不自己说出这段尘封的历史,他的过失谁又能知道呢?况且少帅一经发动“西安事变”,已经成了国人心目中的大英雄,他何苦要自损光辉形象呢?要照我们这些凡夫俗子的想法,少帅起码有两条路可走。一,保持沉默,闭口不谈这件事情;二,如果实在要谈的话,可以打擦边球,把一切都推到蒋介石身上,这样既可使自己落一个高扬时代主旋律旗帜的美名,又可大大出一口胸中的恶气,否则,这几十年岂不是白失去了自由。反正,蒋家父子已死,国民党已是日落西山,谁还能奈何张少帅啊!

有这种想法的人应当不是少数。君不见,“_”过去已经三十多年了,至今罕见有诚实之人能为自己当年的罪孽承担责任。那些英雄好汉们,要么对当年之事讳莫如深,要么就摆出一付自己也是受害者的苦大仇深样,把责任都推到了伟大领袖的失误、_的阴险狡诈、“四人帮”的为非作歹上。他们如果处在张学良的位置上,早就随波逐流把责任推到了蒋介石身上,一些历史真相宁愿随他们的身体一起烂死,也绝不愿告诉世人。在他们这儿,历史只好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不,是娼妓——了。

值得欣慰的是,张学良并没有去打死老虎,而是勇敢地把“九一八”事变的真相告诉了世人,毅然担当起了属于自己的那份责任,即使为此可能受到世人的非议也在所不惜。因为他的人生准则是,“出处每怀心耿耿,是非谁较论悠悠”(明于谦《遣怀》),无论是进是退,张学良始终都怀着一颗赤诚之心,不会太在乎别人的说长道短。这样的赤诚之心,这样的诚实品格,放眼世界,又能找出几个人呢!

1936年12月，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率部发动的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是我国历的一件大事。它对于促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重要的作用。

当时在西北地区，以西安为中心的国民党军队的主要力量有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率领的第十七路军，这两支军队均非蒋介石嫡系，屡受排挤，对此，他们极为不满，尤其是东北军，过去盲目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弃守东北，遭到国人唾弃，后又被命“剿共”蒙受重大损失，全军上下深感“剿共”没有出路，强烈要求抗日，收复东北国土。在瓦窑堡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通过种种渠道，大力开展对这两支军队的工作，坚定了张、杨联共抗日的决心，从而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首先在西北地区取得胜利。

张学良自从在西北地区实行联共抗日之后，曾多次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都被拒绝。蒋介石调集嫡系军队约30个师准备从河南开入陕甘参加“剿共”。之后，蒋又于1936年12月初到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把军队全部开赴陕北“剿共”前线。12月12日凌晨，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协同行动，扣留了蒋介石，并囚禁了陈诚、卫立煌等国民党军政大员，随即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抗日主张。

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如何对待事变的问题上，南京当权势力中出现了两种对立的主张。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代表的亲日派竭力策动“讨伐”，轰炸西安，企图取代蒋介石的统治地位；而亲英美派的蒋介石亲属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等则不顾何应钦的反对，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营救蒋介石而积极努力。

中共中央在对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进行正确分析之后，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引起的问题，反对新的内战；同时中共中央还主张用一切方式联合南京的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

南京方面在弄清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并不想加害蒋介石，而希望和平解决此次事变的态度后，于22日派宋子文、宋美龄到西安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也参加了谈判。他遵照中央的有关指示，在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商讨并进行同南京方面的谈判中，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经过两天的商谈，宋美龄等人作出“停止剿共”、“三个月后抗日发动”等项。12月24日晚，周恩来会见蒋介石，当面向蒋介石说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策。蒋介石表示同意谈判议定的六项条件，允诺“只要我存在一日，中国决不再发生反共内战”。

25日下午，张学良决定释放蒋介石，并亲自陪同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回南京。一到南京，蒋介石立刻扣留张学良。消息传出后，西安出现动荡不安的局势，东北军中坚决主张联共抗日的王以哲军长被东北军中一部分过激分子杀害，内战危险重新出现。周恩来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坚定而细致地进行工作，巩固了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团结，基本上保持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伟大成果。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各种社会政治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内战在事实上大体停止下来了，国共关系得到迅速发展，从而开始了国内和平的新时期；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提起张学良，就不禁让人生出无穷的感叹。一个光明磊落的将军，出于国家民族的大义，为了促使蒋介石抗日，毅然发动了“西安事变”，又亲自送蒋回到南京，从此却过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囚禁生活。造化怎么会如此捉弄人呀！

尽管张学良受尽了屈辱，但对造成自己悲剧的蒋介石并没有过多的怨言，在一些重大历史责任上也没有诿过于蒋介石，而是一直勇敢地坦承个人责任，其诚实的品质世所罕见。

众所周知，东北是在“九一八”事变时让张学良不抵抗弄丢的。张学良当时为什么不抵抗呢？各种公开的说法是张学良执行的是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老蒋当时实行的是“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正忙着对付共产党和红军，似乎下这个不抵抗命令就成了自然之事。就连历史教材上也这么说。经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2026年审查通过的高中历史教材《中国近代现代史（下册）》，说到“九一八”事变时是这样写的，“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炸毁南满铁路柳条湖段轨道，反诬中国军队破坏，炮轰东北军驻地，攻占沈阳，制造了‘九一八’事变。蒋介石密电张学良：‘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可也。’20万东北军执行蒋介石不抵抗命令，不战自退。不到半年，东北三省全部落入日军之手。”中国人就在这样的教育当中，抒发着对蒋介石不抵抗的痛恨之情。

然而，历史老人同我们开了一个玩笑，“九一八”事变的真相绝非如此。事变的真相是由张学良自己揭开的。

?首先有张学良的日记为证。1945年8月，抗战胜利。东北父老对张学良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使张很感动。次年1月3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早晨躺在床上没起来，胡思乱想，想到东北的人们对于我个人的问题，这不单是感情的问题了，真叫我惭愧无地，难过的了不得。说起抗战阶段，我是毫无贡献。当年在东北时，以前是承老人的余润，后来我不过执政三年，不但对地方没有造福，因为我一意的拥护中央，依赖中央，才有了中东路问题，对俄盲目的战事。九一八的事变，判断的错误，应付的错误，致成“不抵抗”，而使东北同胞水深火热十四年，今天他们反而对我如此的热诚，这可真叫我太难过了！张学良的这一段日记说得再明白不过了，“九一八”事变是由于他在战略战术上的一错再错，才导致最后的“不抵抗”。

?其次，张学良在多种场合谈到事变的真相，蒋介石当时并未给他下不抵抗命令。1990年，张学良接受唐德刚访谈时曾“郑重声明”，“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他说：我现在就给你讲这个不抵抗的事情。当时，因为奉天与日本的关系很紧张，发生了中村事件等好几个事情。那时我就有了关于日本方面的情报，说日本要来挑衅，想借着挑衅来扩大双方的矛盾。明白吗？我已经有了这样的情报。所以，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它，躲开它。当唐德刚谈到“我们听了五十多年了，都是这个说法呢，都说是蒋公给你的指令呢。”至此，张学良连连表示：“不是，不是，不是的。”“这事不该政府的事，也不该蒋公的事。”

?1991年5月28日，张学良在纽约接受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等人访谈时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指令，与蒋介石无关。（《报刊文摘》2026年4月25日）

在“九一八”事变这件事上，中国人竟然骂了蒋介石七十多年，说蒋介石冤深似海，一点也不为过。如果不是张学良主动澄清事实真相，这个黑锅蒋介石还得一直背下去。因不抵抗而失去东北三省，张学良的过失当然是大的。但如果少帅不自己说出这段尘封的历史，他的过失谁又能知道呢？况且少帅一经发动“西安事变”，已经成了国人心目中的大英雄，他何苦要自损光辉形象呢？要照我们这些凡夫俗子的想法，少帅起码有两条路可走。一，保持沉默，闭口不谈这件事情；二，如果实在要谈的话，可以打擦边球，把一切都推到蒋介石身上，这样既可使自己落一个高扬时代主旋律旗帜的美名，又可大大出一口胸中的恶气，否则，这几十年岂不是白失去了自由。反正，蒋家父子已死，国民党已是日落西山，谁还能奈何张少帅啊！

有这种想法的人应当不是少数。君不见，“_”过去已经三十多年了，至今罕见有诚实之人能为自己当年的罪孽承担责任。那些英雄好汉们，要么对当年之事讳莫如深，要么就摆出一付自己也是受害者的苦大仇深样，把责任都推到了伟大领袖的失误、_的阴险狡诈、“四人帮”的为非作歹上。他们如果处在张学良的位置上，早就随波逐流把责任推到了蒋介石身上，一些历史真相宁愿随他们的身体一起烂死，也绝不愿告诉世人。在他们这儿，历史只好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不，是娼妓——了。

抗日战争是第一次全民族有组织的自卫战争，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包括了全国各阶级、各民族的一场民族战争;既是反法西斯战争，又是民族解放战争，具有双重性。与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连成一体;两个战场、两条抗战路线的并存是显著特点之一;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以弱胜强，是中国人民近百年来第一次取得反帝斗争的完全胜利;持久性，是所有反法西斯战场中开始最早、结束最晚的战场。

统一战线

(1)原因：必要性，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逐步扩大，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全国各阶层人民团结抗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是最紧迫的任务。可能性：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2)方针制定：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年底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确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___《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础。

(3)初步形成：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从全民族的利益出发，力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揭开了国共两党由内战到和平，由分裂对峙到合作抗日的序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4)正式建立：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后，国共两党协议：在西北的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陆军第四军。9月，国民党公布中共中央提交的国共合作宣言，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

(5)意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巩固，是中国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可靠保证。

同步练习题

一、选择题

(2000年上海高考题)位于中国西部的抗日根据地是

a.晋察冀b.陕甘宁c.冀鲁豫d.晋冀豫

对于中国人来说,八年抗日战争,从来就不是一个陌生的话题.而提起抗战,就不得不使人们想起西安事变,想起张学良将军.在浙江省档案馆的珍藏中,有他写给部下何柱国的两封信.阅后沉思,感怀良久.张学良是20世纪中国最富传奇色彩的人物,西安事变是他短暂政治生涯中尚的一刻.他用非常手段和自我牺牲精神促成了国共两党的政治和解,为发动抗战作好了铺垫。1934年1月，张学良奉召回国，接受蒋介石任命的豫鄂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蒋为总司令)，代行总司令之职。此时蒋介石对江西反人民的“围剿”正节节失利，湖北大别山徐海东指挥的红25军，已逼近武汉，蒋介石正为此事发愁。张学良任“剿匪”副司令后，调东北军南下参加“剿共”。3月，成立武昌行营。张学良召集东北军将领到武昌开会，商量东北军南调与训练问题。南调的部队有王以哲的67军和何柱国的57军及刘多荃的105师。57军调到鄂东之孝感、宋埠、黄安、麻城及皖西一带，军部设在宋埠，下辖111师、108师、109师、120师、112师、115师。这样，一支抗日部队被蒋介石驱使走上“围剿”红军的歧途。

何柱国追随张学良“剿共”，吃了不少苦头。1934年4月，红25军在豫南光山县沙窝地区袭击何柱国部第109师两个营，毙伤200余人，俘52人，缴获机枪10挺、步枪100余支，给东北军首次打击。7月，徐海东率红25军又打垮了57军115师两个团。东北军过去没有和红军打过仗，经过这次接触，使何柱国对红军有了新的认识。

张学良下野赴欧洲考察回国后，眼界开阔了，思想也发生了变化，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不可避免，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也不可避免。因此，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全国抗日战争的准备上，对东北骑兵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东北军共有7个骑兵师，1935年6月，张学良将原有的7个骑兵师及蒋介石调来的中央骑兵组建成骑兵军，任何柱国为骑兵军军长，下辖骑兵第3师、第4师、第6师、第7师、第10师。同年9月，归入西北“剿总”序列。在任命何柱国为骑兵军军长时，张学良对何语重心长地说：“你不干，中央一定另派人，这样我们就少了一个军，白送一个军给他(指蒋介石)。”可见，他们相知极深。从此，骑兵军成为张学良的主力部队。

1935年9月17日，___等率领中央红军突破了腊子口天险，到达了哈达铺；部队稍事休息，继续向陇东高原挺进，直奔陕北与陕北红军会师。

与此同时，徐海东等率领的红25军，冲破了国民党军队的层层堵截与追击，于9月初，在永坪镇与刘志丹率领的陕北红26军等部胜利会师。中央红军即将入陕，红25军已与陕北红军会合。蒋介石认为，这是消灭红军的大好时机。为了集中指挥国民党军队“围剿”红军，国民政府于10月1日正式任命蒋为西北“剿匪”总司令，张学良为副总司令、代总司令。张学良调东北军入陕，堵击经过长征即将入陕中央红军。何柱国的骑兵军亦奉调入陕。何不愿意替蒋打红军，分批调骑兵军入陕，拖延半年时间，才将骑兵军全部开抵咸阳。这时，红军已到达陕北。同年冬，红一方面军北上，在陇南俘获东北军骑兵军6师16团全部人马及武器，随即全部交还，这使何柱国深为感动。当时红军把争取东北军作为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重点，以政治争取为主。在六盘山附近，多次对何柱国的骑兵第6师进行战场喊话，半夜里到该师营地附近唱《松花江上》等救亡歌曲，甚至发展到战场联欢，双方暗地里签了停战协定。

1936年1月，___、彭德怀等20名红军将领联名给东北军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情真意切地指出，只有抗日反蒋才是东北军的出路，说出了东北军将士的心里话，在东北军广大士兵和高级将领中反响很大。1936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队西征进入宁夏，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抗日。当时骑兵军的3个师分驻在固原、海原及同心城，红军插入其间，彭德怀写信给何柱国军长，说明抗日救国的大道理，要他让出海原、同心城，全部撤出固原城及其以南，不要扰乱红军抗日先锋队接援二、四方面军北上抗日。在他的军队移动时，红军给予方便，决不进攻。何柱国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消除疑虑，与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朱瑞谈判，为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让开了道路。同年10月，李守信、王瑛及德王在日军的唆使下，率伪蒙军大肆进攻绥远，傅作义率军进行抵抗。11月，百灵庙战役打响。何柱国坚决执行张学良的援绥决定，派骑7师开赴绥远，接受傅作义将军的指挥；又派骑6师归东北挺进军司令马占山指挥，出兵绥远。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事变”前后，何柱国一直跟随着张学良，参加了“西安事变”，并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主张，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做出了贡献。

1936年10月29日是蒋介石的生日，蒋以“避寿”为名，飞赴洛阳。何柱国陪同张学良去洛阳为蒋祝寿，乘此机会向蒋进言：“剿共”是不得人心的，劝其联共抗日。张学良问蒋介石：“中国前途归宿如何?”蒋答：“是社会主义，但不是共产党的社会主义。”第二天，何陪张去洛阳军分校听蒋对该校学员训话，蒋在讲话中借题发挥，不指名地骂张学良：勾结日本者是汉_，勾结共产党者亦是汉_。张听后神情紧张，亲驾飞机，飞回西安。在飞机上，张对何说：“我现在干什么，我太太也无从知道。”

张学良返回西安后只谈整编东北军之事，不谈剿共之事，并让何尽快将东北军改编方案及编制表完成交给他。“事变”发生的当天上午，张学良、杨虎城等19名国民党高级将领署名的《对时局通电》，提出了着名的八大救国主张。何柱国是19位签名者之一。14日，张、杨宣布撤销“西北剿总”，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军事上组成了参谋团，何柱国任参谋团主任，任务是根据张、杨的指示研究处理一切军事问题。由于张学良、杨虎城等的努力和中共代表周恩来等的多方工作，“西安事变”终于和平解决。

12月25日，张学良亲送蒋介石回南京，蒋介石背信弃义，扣留张学良，并进行了军事审判。

张学良被扣后，1937年1月5日，杨虎城、于学忠、何柱国等联名通电全国，泣血陈辞，要求蒋氏恪守诺言，释放张学良。蒋介石不予理睬。1月13日，蒋提出甲、乙两个方案，要求西安方面择一而行。此时，在如何营救张学良的问题上，东北军高级将领中产生了主战和主和两派意见。1937年1月31日晚，67军军长王以哲召开了西北军、东北军和红军三位一体的高级干部会议，决定做好工作，准备撤兵。主战的少壮派军官认为这是对东北军和张学良的背叛，决心除掉王以哲和何柱国两位军长。

2月2日晨，少壮派杀害了王以哲，何柱国闻讯躲到杨虎城总部才幸免于难。在调解东北军的分歧中，何柱国多次到三原面见周恩来，从此二人结下了很深的情谊。蒋介石回到南京后就_了原来同意的条款，派陈诚、顾祝同率军进驻潼关。何柱国凭借与顾祝同的同学关系，奔走于南京、开封、西安之间，与之多方交涉，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的善后问题，使东北军没有再受更大的损失。2月14日，何柱国代表东北军到南京会见蒋介石，又到溪口见了张学良，商定东北军东调。4月，蒋介石任命何柱国为西安行营副主任，辅佐顾祝同。同月，国民党行政院决定成立豫皖苏军事整理委员会，刘峙为主任，王树常、于学忠、何柱国等为委员，整编刚刚进入豫皖苏的东北军。6月，东北军整编完毕，何柱国任骑兵第2军军长，统率骑兵第3、4、6师。此时已是卢沟桥事变的前夜了。这就是张学良与何柱国将军。

何柱国

何柱国，别字铸戈，1897年出生，广西人，父何继福是地方上的名绅。何柱国从小立誓从军报国，1926年，入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归国后经奉军炮兵团长邹作华介绍投奔奉军，在东北讲武堂任教官兼队长，逐渐得到张学良的赏识和信任，他的前半生与张学良的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

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何柱国在联军指挥部任作战科主任，不久，任司令部上校参谋处长兼作战科长。张学良主政东北后，任命他为东北陆军第3旅旅长。“九·一八”事变时，何柱国因参加平息石友三叛乱，驻军石家庄。1932年7月，张学良任命何柱国兼临永警备司令，率领守军抵抗进犯偷关之日军。榆关之战揭开了长城抗战的序幕。华北战事失利，张学良下野，东北军经过改编，何柱国升任57军军长，进入东北军领导层。1935年，何任新组建的骑兵军军长，深得张学良信任。

1936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队西征进入宁夏。为迎接2、4方面军北上抗日，彭德怀给何柱国写信，希望他让开道路，以便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何柱国最后同意给红军让开了道路。

“西安事件”并发生前后，何柱国一直跟随张学良，参加了“西安事变”，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作出了贡献。“二·二”事件中，王以哲被杀，何柱国闻讯躲到杨虎城总部幸免于难。为调解东北军的分岐，何柱国多次到三原面见周恩来，请求周恩来指导，从此二人结下了很深的情谊。何柱国凭着与顾祝同的同学关系，奔走于南京、开封、西安之间，经过多方交涉，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的善后问题，使东北军没有再受更大的损失。

抗战时期，何柱国与中共军队协同作战，关系友好，引起蒋介石的注意。蒋用偷梁换柱、明升暗降的方法，调任何柱国为第15集团军总司令，没有实权，将骑2军军长一取交由蒋的亲信廖运泽担任。解放战争时期，任命何柱国为东北行营参谋长职。不料临行前夕，蒋下毒手使他双目失明，从而结束了他四十年的戎马生涯，届时年仅48岁。

全国解放后，何柱国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并任民革中央委员、常委职务。1985年9月3日，何柱国将军因心脏病突发，在北京逝世，终年88岁。（曲香昆）

骊山是陕西的着名的旅游景点之一。而闻名于世的华清池就位于骊山脚下，西安事变“兵谏”蒋介石的故事就发生在华清池的兵谏亭。到西安旅游，除了登大雁塔，看碑林，观兵马俑，过灞桥，逛古都，上秦始皇陵外，华清池是必定要去的，骊山是不可不登的。

正月的西安有些寒冷，正月初七，天阴沉沉的，雪飘飘悠悠的下起来，爸爸笑着说：“走，儿子，咱们去登骊山，雪中的骊山可美了！”我兴奋地答应了，因为我早就听说过骊山很美了，今天必须去看看那里雪中的风景。等到了骊山以后，雪下得更大了，我抬头望着高耸入云的骊山，心中不禁赞叹道：“好高啊！好美啊！”晶莹的雪覆盖在骊山上，好像雪的世界一样。

随后我们开始了登山的旅程，我本来以为雪这么大，路又很滑，登山的人一定很少，没想到登山的人还挺多，看来大家也想一览骊山雪中的风景啊。我们一边向上攀登着，一边欣赏着粉妆玉砌的世界，到处都是白皑皑的一片。这时我想到了一个主意，只要把松树枝轻轻一扳，雪花就纷纷扬扬的飘下来了，就像暴风雪一样。我们继续向上走着，可骊山实在太高了，想上山就必须走楼梯，我最怕的就是走楼梯了，才走了五分之二就想放弃了，爸爸鼓励我说：“儿子，加油，再往上走就可以看到装甲车和吉普车，还可以参观蒋介石藏身的山洞呢。”我又打起了精神，因为谁不想看蒋介石是在哪里被抓住的呢。我们继续向上走着，不一会就到了“捉蒋亭”，这里就是蒋介石被捉住的地方，看着那窄窄的山洞，我不禁联想起当时的情景：当时正在梦中的蒋介石被枪声惊醒，穿着睡衣慌不择路的逃上骊山，藏匿在山上的那个小石缝里。我们继续向上攀爬着，这是山上起了雾，我向四周眺望着，仿佛在仙境中一般，过了一会我们就抵达了位于半山腰的“老母殿”，传说这是女娲炼五彩石的地方，这时从山上往下看，山下的建筑仿佛在云山雾海中飘浮着……

当我气喘吁吁地登上山顶时，望着纷飞的雪花、积雪覆盖下的苍松翠柏、隐隐欲现的亭台楼阁，就像在画中一般，疲惫都随之而去，多么想把这美轮美奂的景色描绘下来，永驻我们的心间啊！

初一:金鱼1990

今天是西安之行的第二天，今天游览的景点也是本次旅行的“重要景观”，华清池与兵马俑。

我们首先来到华清池，华清池坐落在绿意盎然的骊山脚下，一进大门，迎面的是错落有致的亭台楼阁掩映在郁郁葱葱的树木之中，令人心旷神怡，跟着导游姐姐的步伐，

我们首先来到华清池，华清池坐落在绿意盎然的骊山脚下，一进大门，迎面的是错落有致的亭台楼阁掩映在郁郁葱葱的树木之中，令人心旷神怡，跟着导游姐姐的步伐，我们来到了杨贵妃的雕像前，只见她披着薄薄纱衣，正准备沐浴更衣呢，她体态丰满，通体圆润，这样的“小胖子”跳起舞来怎么会好看呢？可李隆基有办法，让杨玉环戴上了许多华丽的珠宝，这样跳舞的时候都被她身上的饰品吸引了，所以舞姿也就不那么重要了，不信你看，她脖子上戴的项链，胳膊上带有玉环，高高盘起的发髻上还有许许多多的头饰呢！跳起舞来叮叮当当的，着实令人着迷。之后我们又参观了皇上和杨贵妃，以及文武百官的“澡堂”，不得不感叹，古时候的帝王真是奢侈啊！

接着导游姐姐又带我们参观了中国近代有名的西安事变的发生地，当年日本进攻中国，由于蒋介石主张“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逼得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将军在这里准备把蒋介石抓住，控制起来逼他抵抗日寇侵略，当时的蒋介石从得知事情发生到逃离到骊山半山腰，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谁知一名小士兵的枪走火了，“啪”地一枪打在石头上，蒋介石以为他们发现了自己，所以只好自己走了出来，这块大石头也因此有了个好听的名字，叫兵谏石。

下午，我们走进了“世界第八大奇迹”——秦兵马俑。因为课本上学过，所以我们对此也有了少许了解，得知这次的讲解员叔叔可是接待过_____的，我们立刻感受到了无上的荣誉，讲解员叔叔风趣地给四个坑各自取了名字，一号主力军，二号特种部队，三号军师，四号粮草坑，虽然在课本上已有所了解，但真正面对的时候，我们还是被秦兵马俑的恢弘气势所折服，为古代的工艺而赞叹不已！

今天的行程结束了，在回去的路上，萦绕在我脑海中的是那栩栩如生的陶俑，兵马俑里细如沙的秦土以及华清池那合理的节水系统，令我回味无穷。

六年级:陈文珺

西安事变发生的背景是：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华北相继沦陷，红军三大主力长征后胜利会师。当时的形势是国难当头，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成为中华民族的主要矛盾。 但蒋介石倒行逆施，顽固抱住“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政策不变，仍然调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东北军、西北军继续“进剿”陕北延安的红军。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的希望日渐渺茫，反战情绪日益高涨，在民族大义的感召下，张学良、杨虎城发动逼蒋抗日的兵谏“西安事变”。

以“大历史”观来看在“西安事变”历史舞台上表演的各方，其“历史逻辑”也清晰可见：蒋介石有着使中国真正统一的“雄伟抱负”，其在日强中弱的现实下是否真有“攘外”的决心暂且不说，但先“安内”以解除后顾之忧的策略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只是他缺乏了一点儿审时度势的眼光;中共高举“抗日”大旗自然是出于国家和民族的意识，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显然首先还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只不过其巧妙地将生存需要附着在了“国家大义”的口号之中;张学良，有“大少爷”的狂傲自大脾气，怀着杀父失地之恨，其亟欲以“抗日”洗刷“不抵抗将军”的耻辱和想开创自己的“新局面”的冲动自然强烈，蒋介石想单纯以“亲如父子”的感情驾驭他显然是过于自信了。由此可以说，当年国、共、张三方在“西安事变”舞台上的表演都有其“合理性”，这“合理性”既包括他们从各自思想理念出发对国家命运的关切，也包含他们对自身利益的考量，而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受“大历史”操纵的结果。

周恩来说：“政治是无情的。”的确，张学良、蒋介石金兰之交，座上宾、阶下囚转瞬间，令人叹息和扼腕。张学良和杨虎城当时的悲壮和后来的命运又使人伤感，但我总以为，我们通过对“西安事变”这一历史事件的客观研究，以史鉴今，从而对现在和将来的社会发展方向有所思索，这却是十分必要的

西安事变也教训了蒋介石。事变的成功发动使蒋介石认识到人心向背，抗日的怒潮非几十万大军所能阻挡，不得不正视历史发展趋势，择善而从，答应停止内战、联共抗日。所以他离开西安后，虽然违背诺言，扣押张将军，陈兵潼关，但并不敢再发动内战。而是以军事为后盾进行政治分化。最后蒋介石在南京和周恩来多次谈判，终于于1937年9月建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而这一切变化都与西安事变密不可分。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一直评价很高，认为是挽救国家民族一大危机，“成为当时停止内战、发动抗战的一个历的转变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