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做过6年的外科医生，以及26年的法医。可以说已经见过各种各样的尸体。我承认遇到交通事故部分遗体只能将他用铲子铲起来，或者是夏日河道中漂浮的尸体腐败到巨人观的模样，我会有些想吐，但是，仅仅是想而已，我没有真的吐过。
而且，无论尸体在别人眼中有何种含义，但对法医而言，它只是一个证据，而且，不是人证，是物证。不信你去问任何一个学法律的，看我的分类有没有错误。
不过，任何事情都有例外，我的一次例外，是对我自己的亲人。
父亲是26年被确诊肝癌的。我很清楚这意味着什么。半年的平均生存期。我知道一切努力都是白费，我还是给他找了亚洲一流的外科医生，在他腹水压迫剧痛难忍的时候，也曾经一天4个、5个白蛋白的静脉注射，如果他能好一点，哪怕稍微好一点，我会带他出去走走，我很感谢老天奇迹般的赐予了我们半年多的平静期，那半年父亲和没事人一样，于是我们经常去没去过的地方，吃没吃过的东西，我很快乐，他也很快乐。
但是，躲不过去的事情最终你还是无法躲过的。26年十一我回家，发现父亲有肝性脑病昏迷前期的表现。父亲得病以来，我无数次痛恨过我是学医的，对父亲的病情我其实完全无能为力，也许我的医学知识能起到的作用是，预见父亲病情的发展，从而将我的苦痛翻倍：第一次是我预见到他的苦痛将要发生的时候，在他的痛苦还没有真正出现之前我就预习了他的痛苦，而第二次是他的苦痛真的到来的时候，对他的痛苦我总是能做出最清晰的判断，从而对他的苦痛感同身受。
也许这一次是一个例外。那天晚上我在想。我很清楚晚期肝癌患者导致死亡的四大并发症：消化道大出血，肝癌结节破裂，肝昏迷和严重感染。如果我的确没法让他继续活下去，也许我可以帮他选择一个痛苦最少的死亡途径，何况机会就在眼前，真的昏迷了痛苦也就应该不存在了吧。
我在医院的走廊徘徊了一夜。那一晚我没停止过观察父亲的病情。所以等我第二天和医生谈话，签字表示放弃治疗的时候，我很清楚父亲已经从肝性脑病昏迷前期，在几个小时内快速的越过昏睡期而直接进入了昏迷期，我很安慰，我相信此时对他而言痛苦已经过去了。
而且，还有个发现我没有对医生说，父亲现在每分钟有2-3次早搏，我相信那是电解质紊乱导致的心律失常，也许等不到肝性脑病夺走他的生命，一次偶然又及其必然的心跳停搏，就可以安静而毫无痛苦的让一切了结了。
我不知道的是，对他而言痛苦已经结束，对我而言，折磨才刚刚开始。
父亲的身体非常好。我指的是，除了肝癌之外他机体的其它部分都很健康。甚至因为每天游泳两公里的缘故，他的体型都保持得非常好，我指的是腹水出现之前，现在大量的腹水让他的腹部比孕妇还要膨隆，难忍的胀痛是他辗转反侧，彻夜难眠的原因。
我当然想把腹水放出来，非常想，可是我不能，因为就算放出来也用不了几个小时就会重新充满，这个时候他的血管和到处漏水的筛子没什么区别，而且，腹水只不过是它的名字，它的成分和血浆没有什么大的区别，有谁又能禁得起每天失去几千毫升的血浆呢。
所以父亲的心跳就在肝昏迷和早搏的状态下坚持跳动了一周，整整的一周。对我而言那是怎样的一周，怎样的168个小时，怎样的10080分，又是怎样的604800秒啊。每一秒我都在质疑自己中渡过，我不能确定自己是对的，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太残忍了，也许奇迹还会再一次发生，他还可以坚持更长的时间，我很清楚，父亲其实是被我活活饿死的，是我杀死了自己的父亲。
我时时注意着他的脉搏，每一次他早搏的出现，都可以让我的心脏同时停止跳动：我在祈望它停下来，就让一切结束，一切痛苦都成为过去吧，但在内心，却有一直有另一个声音在呼喊，坚持下去，爸爸，奇迹总在再坚持最后一下的努力中出现。
所以毫不奇怪，我是最先发现父亲心跳停止的人。我没有哭，实习生来做心电图发现有不规则曲线的时候，我其实很想发火，果不其然，等他的指导老师来后，发现不规则曲线发生的原因，只是导线和皮肤接触不良。我甚至拒绝了医生做毫无意义的胸外心脏按压，虽然最想做胸外按压的其实是我自己。
我找医生要了一个桶，还有一根连着橡皮管的针。我知道，现在我终于可以把腹水都放出来了，就是它们，这些腹水让父亲如此的痛苦。
然后，我拿出来准备好的衬衣，还有西装，我知道放掉了腹水，身材不再走样的父亲，穿上去应该很精神。
我还知道，要是想把西装整整齐齐地穿好，好到一丝凌乱的折痕也没有的话，最理想的办法是将死者翻过身来，脸朝下双手向后反剪，然后将两只袖子同时套进去：那是给逝者穿衣的方式，特别是身体开始僵硬了以后。
但是我不愿选择这种和_坐飞机类似的姿势，那太痛苦了，生前，病痛折磨他还折磨得不够吗?我的解剖知识给了我第二个选择。我坐在床上，和父亲面对面，然后双手搂住父亲的腰，将他环抱着坐起来，就如同热恋中相互偎依的两个情侣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