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夜是国庆之夜，我急着从上海赶往苏州，到了火车站，没料到车票售罄，一张也没有了。
失望之余，我灵机一动：上海客运汽车总站与上海火车站相距很近，我也可以坐长途汽车到苏州。于是我匆匆背着包，赶到了客运汽车站。等我挤到卖票的窗口，糟糕。当晚的汽车票也已售罄，下一班长途汽车要明晨七时才出发，我得在车站干等12小时。
背着沉甸甸的包，上不了车，回不了家，傻眼了。
节日期间客流拥挤我听说过，但身临其境地买不到车票，我事前绝没料到。
车站上挤挤挨挨，买不到票的旅客漫无目标地拖着步子，可周围是成百的活跃的私营车主在拉客：“大哥，大哥，到哪里？到哪里？”拉客的有打工仔模样的小伙子，也有操着外地口音的干练的姑娘。“大伯，大爷，无锡去吗？杭州去吗？”
我在国家经营的的高铁，动车，客运公交系统前碰了壁，不得已求其次，将目光投向个体营业的运输网。当一个脸色黝黑的中年人问我去哪儿，我回答“苏州”。
黑脸中年人一拍手，热情地说，“100元，跟我走”。
我将脑子里的小计算器算了一下，100rmb相当于15美元，值。中年人将我带到路边的一辆摩托车边，说，“上！”
一看是辆摩托车，心里咯噔一沉，天都黑了，摩托车怎么去苏州？黑脸中年人读出了我的踌躇，笑了，说：“这儿交通拥挤，大车这儿停不下，我们先坐摩托车，送你去乘大车”。黑脸中年人让我把行李包解下，放在摩托车前方的踏板上，然后自己跨上摩托。这时，我突发奇想：如果这个黑脸汉子在我面前将摩托车突突突开走，我是拼命也追不上的，而且还丢掉了自己的行李包，其中还有我的护照……
思绪还在那儿忽悠，那那汉子已坐稳了，转过头，黑脸上笑着露出一嘴白牙，在_后方留出一个人的位置，说，“老先生，你当心慢慢上。”我坐上了后座，那黑脸叫我抓住他，突突突地摩托就在繁华的北站街道上奔驰起来。
大街上车水马龙，排满了公共汽车，小轿车，小包车，卡车，我们的摩托车在车与车的空隙间穿行，犹如警匪大片中的逃犯。耳边是嗖嗖的风声，我心里还是紧张，紧紧揪住那黑脸中年人的衣裳。黑脸人大概又读出了我的胆怯，开始和我说话：“老先生，您是个教书的老师？”我正奇怪他怎么猜的，他开始自我嘲解，说他只念到了初中，不喜欢念书，就出来打工。他的老家是江苏淮北。
大约开了两三个街区，啊，看到了，大约有3-4辆小包车停在一个黝暗的街边。黑脸人停了车，扶着摩托让我下车，又递过寄存的包袱，然后向小包车司机介绍说，这是去苏州的。说着话，黑脸人的摩托车又突突突地开走了，显然又是去寻觅新的乘客。按照时髦的语言，那位黑脸中年人是个拉客的“拖”。
交了100人民币，我上了车。这大约是一辆被淘汰的过时的小包车。司机是个山东汉子，威武的脸，中等厚实的身子，满口山东侉语。坐在车上的还有四位：三位好像与那司机是一伙的，但不是山东口音；另一位是个和我一样的乘客，只是年轻得多。
我坐在车上，打量司机和他的同伙，猛然又一个念头冒了出来：他们是四条汉子，五大三粗，我们乘客只两人，远不是对手。会不会车子把我们运到哪个暗处，来个水浒中的“刀板面”或是“馄饨面”？那怎么办？人们不是传说有“黑车”？又想想，钱也交了，也讨不回来，和谐盛世，哪来哪么多坏人。
正胡思乱想，一个尖锐的女声响了起来：“快上车啦，上车就出发了，还等什么？”这是一个女“拖”，她的猎物是五个小青年，四男一女。小青年们要到常熟去，显然也买不到火车票。四个男青年还只是半大的孩子，大概阮囊羞涩，犹犹豫豫地站在离汽车５米的地方，不肯过来。那个瘦瘦的女拖口齿极伶俐地好说歹说，那五个小青年还是犹豫着不肯上车。
我心里暗暗盘算，要是这五人上来了，我们就是七比四，那不安全多了吗。于是我打开了车窗，想听听他们到底在犹豫什么。当我的毛发稀疏的光头露在窗口，那位女“拖”一眼看到了我，立刻将我拉进了她的劝说词。“你们看，你们看，那个老先生，就一个人，坐在那儿好好的，你们五个人，还怕什么？”我的老天，原来那五个孩子也在“怕”，他们也或多或少联想到了“水浒”上的情节。过了好大一会儿，那些孩子们似乎打定了主意不上车，这时，车老板出现了。
这个小老板穿着发亮的的灰色西装，胖胖的红润的脸庞，皮肤保养得很好，两只手一手一个手机，一个手机的通话未完，另一只手机又响了。那个女“拖”有点“黔驴技穷”，就将声频降了八度，对孩子们说，这是我们大老板，你们有事跟他说。
小老板到底有一套，他将小青年们聚在一起，悄悄地跟他们说，“你们五个人，我只收你们。”。我努力想听清楚小老板到底给了多少优惠，但小老板是精明的，他的声音低得别人根本听不到。那五个大孩子终于犹犹豫豫地交了钱，上了车。见到他们的入盟，我显然有了安全感，但我立即就闻到了年轻人球鞋的味，说得直白些，脚臭。这种并不令人愉悦的气味，却让我十分高兴，那是一种由安全感派生出来的舒坦。我将身边的玻璃窗留下一条几毫米宽的空隙，算是我自己独享的空调。
那个小老板在车边来回踱着方步，同时对两部手机说话，他既是车子的主人，又是车辆的调度。陆陆续续地，在小老板的远距离操纵之下，又上来了好几位乘客。
老板问司机还有几个空位？司机数了数，报道：14个，还有两个空位。小老板面露欣喜，说，你开到某某街某某弄，那儿有两个乘客等候，带上他们，出发。
司机答应了一声“好来”，关上车门，启动出发了。
车子在小弄堂转来转去，停下了，果然如小老板千里之外的运筹，两个小青年在路边等着。
说是青年，还不如说是两个大孩子。那男的头发染成金黄，瘦但还匀称，那女的是小家碧玉模样，说话很轻。两人上了车，前前后后在车里找了一圈，却发现车上只剩一个座位，没有两个座位，坐不下。原来那山东司机数数时，漏数了一位。那金色头发的男孩子立刻不干了，骂骂咧咧地，要退票下车。司机急了眼，踮着脚将车内的人数了一遍又一遍，操着山东腔抱怨：“怎么糕（搞）的末，额（我）明明数的是14个硬（人），怎么变成15个咧？”那金色头发的男孩子嚷嚷着要退钱，那女孩儿跟着也要下车，车内形势显然不利于司机。
那司机说了几遍“怎么糕（搞）的末”，突然就出了个主意：他从司机室拿出了一块窄窄的木板，架在走道两边的两个座位上，形成一个加座。“好嘞好嘞，你们就坐这个加座，你们坐好，额就开车咧”。
金黄头发的男孩更不干了：“这个破加座怎么坐？到常熟要一个多钟头呢！下车下车，退票给钱”。看来这个金发青年是个泼皮牛二的脾气，没座位不干，有座位也不干。
如果双方都不退一步，这棋就是个僵局。我心里暗暗嘀咕，要是这位牛二同志下了车，不知还要等多久才又凑得齐满员，天都黑了，等到什么时辰才是个了结？在吵吵闹闹之中，我突然冒出个主意，对那大孩子们说，“这样吧，我来坐这个加座，你们二位一人坐一个座位。”司机，车里的乘客，还有金黄头发的小伙，都一时愣住了。
还没等司机缓过神，那个站在金黄头发的小伙边上的女孩说话了，普通话语调很轻，但很沉着，很有主见：“谢谢你，老先生，不用了，我们来坐这个加座。”女孩轻轻拉了金黄头发的小伙一把，自己坐下了。刚才还像牛二一样发火的金发小伙子突然有了羞愧，一声也不支地乖乖地坐在了窄窄的加座上，将几秒钟前吵架的盛气统统丢到爪哇国去了。
那女孩的座位就在我的前方，金发小伙的加座就在我的左前侧。小伙将半个身子挤到了女孩的座位上，向右依偎着女孩，将头息在女孩的肩上，长而乱的染发披下来遮去了半个脸。我却突然也有了羞愧，一开始，我在心底是责怪这个金发小伙的，把他想成了牛二式的泼皮，我没想到他也是个善良知愧的少年，我一说要让座，他一声未响，立刻坐在那加座上。说实话，我只是动了动嘴皮子，并没有让座，那金发小伙坐在那加座上是并不舒坦的。
司机连连地向我致谢，关了车门。汽车这才真正地上了路，
小包车在黑暗中向西疾驶，毕竟是二十一世纪了，天下哪里还有那么多水浒气？那数错了数的山东司机大概是个下岗的工人，开小包车贴补家用，人家也是普普通通的劳动者。那些“拖”们，像那个黑脸的中年人和那个口齿伶俐的瘦瘦的妇女，大都是在经济开放的时代来到上海，文化低，在社会的最低层挣扎着生活。那位穿着西装的小老板，赚的也是运筹学的辛苦钱，又要招揽生意，还要担心乘客的安全，也真不容易。那些回常州的半大孩子们，包括坐在我前方的金发小伙，和他那有主见的女友，也许是背着父母出来偷情的，他们正在追求花季的甜蜜和诱惑，谁又不是这样过来的呢？
车开得很稳，乘客有的睡着了，金发小伙和女孩依偎着，偶尔喃喃地说几句话，那个女孩搂着金发小伙的腰，似睡非睡。我坐着，想起了丰子恺的散文“车厢社会”。身边的人们，可能都不是所谓的社会精英，成功人士，但他们和我自己一样，也是有尊严的人。“百年修得同船渡”，一群人同车行路，是缘分。
我嘲笑自己一路无谓的担惊受怕，自责自己无端地疑心，无端地将今人与水浒传上的人物对号入座，无端地不信任人，无端地与身边这批普通的朴实的人们保持着矜持的距离，这也是对人的不尊重，心地的不宽厚啊。
车在黑暗中驶向苏州，无锡。
留在车后的，是灯火辉煌的上海市，和满天云锦般的节日礼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