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思立志（一）
西晋文学家左思少年时读了张衡的《两京赋》，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决心将来撰写《三都赋》。陆机听了不禁抚掌而笑，说像左思这样的粗俗之人，居然想作《三都赋》这样的鸿篇巨著，简直是笑话;即使费力写成，也必定毫无价值，只配用来盖酒坛子而已。面对这样的羞辱，左思矢志不渝。他听说著作郎张载曾游历岷、邛(今四川)，就多次登门求教，以便熟悉当地的山川、物产、风俗。他广泛查访了解，大量搜集资料，然后专心致志，奋力写作。在他的房间里、篱笆旁、厕所里到处放着纸、笔，只要想起好的词句他就随手记录下来，并反复修改。左思整整花费了十年的心血，终于完成了《三都赋》。陆机在惊异之余，佩服得五体投地，只得甘拜下风。
孔子（二）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多年来许多人都认为，儒家学派的一大特点是保守、守旧，以上古为黄金岁月，只重视“先王之道”而不关注事物的变化，而孔子则是一个方正迂腐的学究。其实，“信而好古”的孔子是用自己对道德的理解，结合白己对时代的期望，对经典作了新的阐释的。他既将“如山”的仁作为的道德标准，也发出了那句令千古智者为之共鸣的“逝者如斯”的感唱;他不但极其诗意地阐释了“变”，而且身体力行，收授弟子，用实际行动改造灵魂。如果他畏惧“变化”，不相信事物有更新的可能，他就不会成为一位灵魂工程师，不会成为中国历第一位职业教师。他作为中国哲人的独特之处在于：他的“变化”如同万物生长，是一种无声而自然的过程，他心目中理想的发展，不是斩断传统的脉络，而是以传统为根基，如山中树木，生长不息。
许嘉璐欠了学生半堂课（三）
许嘉璐是当今中国的“训诂学”大师，虽然这门学科很冷僻，也很枯燥，但由于当时他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期间治学严谨，一个学期选修这门课的学生竟达200多人，以讲《论语》出名的北师大才女于丹也是其中之一。
谈起恩师许嘉璐，于丹说了记忆犹新的一件事。许老师上课都提前到教室，然后站在那里一讲就是50分钟。只有一次例外，他进教室后表情很凝重，讲了20多分钟后说：“实在对不起，同学们，今天我不能讲下去了。因为陆达松先生病危，他是我上大学时得益最多的老师，也是章太炎的再传弟子，我必须马上赶过去。这种情况下，我站在这里也魂不守舍，讲不下去了，只好欠同学们半堂课了，以后我会找机会补上的。”说完，许老师就走了。于丹说，许老师走后，同学们都哭了。大家都能理解许老师的心情，他本来就不愿耽误我们的课，所以没有调课，坚持要给我们上课，然而，他对老师的感情又使他难以坚持。
嵇康（四）
“哐当、哐当……”听见那清脆的打铁声了吗?清风拂面，强健的肌肉散发出生命的气息，熊熊的烈火陶冶着高尚的情操。嵇康，这个时代的英雄，一代才子，就在这儿过着铁匠的生活。和其他人一样，你也对他期望很高吧，可是你敢劝他人仕吗?是否忘了《与山涛(山巨源)绝交书》?那铿锵的言辞己经向所有人宣告了他对仕途的不屑，就让他做他自己吧，让“竹林七贤”永远过着“邺下放歌”、“竹林饮酒”、“曲水流觞”、“南山采菊”的生活，不要让世俗的_气覆盖了菊花淡淡的幽香。
或许这就是生命的真谛，不管他人如何期望，自己认为是对的就不懈追求，追求自由、追求崇高、追求生命的尊严、追求英雄本色，抛开他人的期望，抛开他人的劝阻，向着自己的认识迈进。
王国维（五）
王国维的文化生命中，最深奥的一笔是他的死。关于他的死，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有如下记载：“五月初二日夜，阅试卷毕，草遗书怀之。是夜熟眠如常。翌晨(即1927年6月2日)盥洗饮食，赴研究院视事亦如常。忽于友人处假银饼五枚，独行出校门，雇车至颐和园。步行至排云轩西鱼藻轩前，临流独立，尽纸烟一支，园丁曾见之，忽闻有落水声，争往援起，不及二分钟已气绝矣，时正巳正也。”由此大体可以推测，王国维的死，不仅是一种主动的选择，而且平静得很，如同去赴一位老朋友的约会，没有丝毫激昂的成分。正是这种视死如归的平静，为王国维在文化史的坐标系上圈定了一个独特的位置。他并非死于具体的时事，而极可能是死于对他身处其中的文化精神的失望，对于中国文化中某些无法补救的缺失的绝望。从大的历史观来看，他的死，不仅不拘泥于一些具体时务，更超越了个体生命;他以死来将自己同沦落的文化分割开来——他看到，倘肉体不死，精神必定走向泯灭，所以，只有以肉体的死，换取精神的永生。这正是他的大清醒、大智慧处。当时恐怕只有少数有同感者看穿了这一点。